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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革中邓小平哪个二野老部下率先跳起来批邓?

2018-02-06 12:16:45 来源:铜陵生活热线

父亲在会上受到不公正的甚至是诬蔑性的批判,心里一定是不平静的。回家后他虽什么也没说,却夜不能寐。母亲看见他卧室的灯深夜不熄,便去问他:“三点多了,怎么还没睡?”父亲告诉母亲:“今天晚上开会已经从批刘少奇转向给我提意见了。”母亲问:“谁批你?”父亲只说了一句:“军队的人。”父亲不再多言,母亲也不敢多问,只安慰地说:“快睡觉吧,不然明天开会起不来了。”父亲知道,这次批判后,他的“错误”的性质,不再只是派工作组“镇压”群众,而是连历史在内新账旧账一起算了。

会后,父亲被迫停止了工作。他将一部分原来由他分管的中联部、中调部等工作交代给康生,说:“我的工作交给你,我不能工作了。”

父亲为人,本来就沉默少言。运动爆发以后,开始是由于处理运动突发事件而忙碌不堪,后来则因“犯了错误”停止了工作,话就更少了。此时,父亲参加的会议和活动越来越少,在家里也只是看一些送来的文件。

中央的工作虽不管了,但对于家里的孩子们,父亲却管得很严。

我们几个孩子,在各自的大中学校里参加运动,一直都很少回家。批判工作组以后,我们虽然知道在此问题上父亲犯了“错误”,但对于他所面对的真实处境并不了解,仍各自忙于运动。

8月初,一些中学红卫兵贴出“老子英雄儿好汉,老子反动儿混蛋——基本如此”的对联,立即掀起了一场关于“血统论”的大辩论。我所在的红卫兵组织持支持对联的立场,但大姐邓林所在的中央美术学院红卫兵组织则持反对态度。记得那时各红卫兵组织为辩论对联,昼夜奔忙于各学校的辩论会场。刚刚吵吵闹闹地在音乐学院辩论完毕,各路队伍又转移到美术学院。由于观点不同,我和大姐两人几乎对立起来。那时夜已很深,我用美院辩论会现场外的公用电话给妈妈打电话,征求她的意见。记得当时妈妈很急地说:“对联是错的!你不要和姐姐辩论,赶快回家!”妈妈的口气很重,一再重复:“这是爸爸说的!”当时,我很不高兴地遵从了父母亲的决定,事后明白过来以后,才万幸听从了他们的训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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